2018年重庆新登记市场主体41.2万户创历年新高

2月27日，东银控股子公司迪玛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生产线上进行技术研发。 走出债务危机后，东银控股的发展重回正轨。 （东银控股供图）

北碚区一家银行工作人员正在向小微企业介绍贷款流程。 （本报资料图）通讯员李嘉慧摄

去年，重庆先后召开全国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和民营企业座谈会，出台了一揽子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受此利好，2018年，重庆新登记市场主体41.2万户，创历史新高。

重庆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培育民营企业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它的缺点是什么？ 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以及如何改进？ 为此，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半年的跟踪采访，针对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现状推出了系列深度报道。 敬请期待。

去年11月，.........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 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遭遇“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山、转型的火山。 针对“融资大山”，.........指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资难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重庆市印发《产融合作试点实施方案》，明确了搭建合作平台、加强银企对接、创新金融产品、支持企业多渠道融资，形成全市范围内试点的“1+7”产业金融合作政策体系，帮助企业攀登“融资高山”。

经过半年的跟踪采访，记者看到，这些政策正在迅速见效，但要彻底解决融资问题还需要各方付出更多努力。

一个有钱人可能会变成一个失败者

几年前，我拥有2000万元以上的资产，但现在却欠下2000万元以上的债务。 造成这种后果，并不是产品没有市场，也不是企业管理不善，而是因为银行的“头利息”（贷款本金的一部分预留给银行提前还利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位于南安茶园的某银行重庆分行已向其提起四起诉讼，其中一起已完成审理并进入执行阶段。 如果谈判失败，这家仍在正常运营的私营企业可能会在两个月内倒闭。

在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诸多问题中，融资难、融资贵仍被认为是最致命的问题。 “其他外部发展环境问题充其量只会让人们跑更多的差事，但融资问题会毁了公司。” 东方公司副总裁肖平（化名）说。

2012年，东方公司斥资2000万元以上在茶园购置土地，建设工厂，为当地某知名家电品牌公司生产塑料外壳。

要支撑大品牌，对产能规模的要求非常高。 为了拿到订单，东方公司不得不在现有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厂房、购买设备、投入全部自有资金。 如果我们公司缺现金怎么办？ 他们找到了银行。

银行的贷款条件并不宽松：流动资金贷款总额在1300万元以上，但东方公司只能拿到600万元以上，剩余的600万元以上必须存放在银行再偿还另一笔款项经常。 固定资产贷款本息8000万元。

贷款开始时就断掉提前还利息，俗称“断息”的做法，让东方公司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资金短缺的境地。 “由于流动资金没有到位，我们一开工就缺钱，甚至经常拖欠水电费和员工工资，也无法定期缴纳税款和社保。” 肖平说道。

我想再次联系银行，但找不到任何抵押品。 无奈，东方公司只好以最高3毛钱的利率筹集500万元民间融资，以弥补流动资金缺口。 但由于竣工投产初期订单不足、施工不足，公司净利润甚至无法覆盖贷款利息。

为了维持现有生产，东方公司无奈继续高成本筹集民间融资。 “钱拿到手后，很多不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经营，而是用来偿还之前的贷款。” 肖平说，拆东墙补西墙的结果就是洞越来越大。 目前，他们的民间贷款总额高达2000万元以上。

一旦全部欠款诉讼判决并执行后，东方公司此前以2000万元以上自有资金建设的厂房、设备将全部易主，该公司创始人将连带承担2000万元以上的无限责任。 2000万元以上。 袁某的民间借贷从“富翁”变成了“大输家”。

不过，东方公司是幸运的。 其业务关系和现金流并没有被切断，未来也不乏扭亏为盈的机会。 然而，一些民营企业却被苛刻的贷款条件逼入绝境。

问题是，为什么企业会接受削头利率等极其苛刻的贷款条件呢？ “现在的资本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贷款条件通常由他们决定，我们没有发言权。” 重庆某知名建筑公司负责人透露。

苛刻的贷款条件反映了获得贷款的难度。 贷款贵，贵到什么程度？ 一家私营企业贷款开发国际广场项目。 该贷款分三期完成，年化综合利率均在20%以上。 其中，2015年4月获得的8亿元贷款，实际年化综合利率高达25%。 更为严重的是，这笔贷款有近4亿元被限制或无法使用，导致这笔贷款的实际年化综合利率高达520%。 即贷款1元，每年综合成本高达5.2元。

从全市整体情况看，2017年，重庆民营经济占全市GDP、税收和就业的比重均超过50%，但贷款余额占比不足30%。 2018年上半年，重庆民营企业贷款余额仅比年初增长4个百分点，占全市贷款总额的20%。 这与私营经济占全市GDP超过50%的事实形成巨大反差。 2018年全年，全市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5%，创三年来最高增速。 但同期，私营企业贷款余额增速仅增长0.5%。 全国范围内，媒体统计显示，同一上市公司、同一行业、同一规模，民营企业平均比国有企业多支付1.38%的利息。 近日，市工商联对全市2.6万家民营企业进行调查，有17%的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

东银控股15个月“生死速度”

与东方集团相比，东银控股要幸运得多。 今年1月，后者债务重组方案获批，两家停牌的子公司也熬过了寒冬。 从债务危机爆发到最终安全落地，这家在重庆率先上市的民企经历了长达15个月的“生死速度”，每一步都可谓令人震撼。

市民熟悉的上市公司迪马公司的主打产品之一，就是重庆街头随处可见的运钞车。 迪马股份的大股东为东银控股。 此后，东银控股收购了江苏上市公司智慧农业。

几年前，在煤炭和有色金属行业的黄金时期，东银控股通过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释放资金，在甘肃发展，

新疆等地先后收购了数十座矿山，成为业务范围涵盖机械制造、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投资等多元化的企业集团。

没想到，2016年，煤炭和有色金属市场开始下滑，东银控股的现金流日益紧张。 房子漏水，连夜下雨，银行要求偿还新台币9亿元贷款。 实在拿不出钱来，2017年10月，东银控股爆发债务危机。 多家银行前来挤兑公司，导致债务危机不断发酵和放大。 迪马股份、智慧农业两家上市公司停牌。

东银控股的债务危机引起了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 重庆地方金融监管局紧急联系东银控股，尽快查清该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随后，重庆银保监局牵头组织与东银控股银行、信托等债权人进行座谈，成立东银控股征信委员会，实现信用稳定。 接下来，重庆市政府还与智慧农业注册地江苏省盐城市政府建立了沟通协调渠道，两国政府将共同​​努力帮助东银控股解决其债务问题。

“从东银控股的救助中可以看出，重庆市委、市政府是真正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当时，不少关注东银控股债务危机的本土民营企业家都这样评价。

2017年11月下旬，东银控股债务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各成员单位均向东银控股表示不抽贷、不压贷、继续放贷的承诺，最大程度缓解了东银控股的资金周转压力。

2017年12月，重庆市政府召集市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和东银控股召开专题协调会，达成政府、银行、企业共同努力帮助东银控股化解危机的共识。

2018年7月23日，全国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召开。 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第一件大事”。 东银控股的债务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也成为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试金石”。 在市政府协调下，东银控股引入国内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债务重组。

政府的帮助终于让东银控股渡过难关——迪马股份1月25日发布2018年业绩预告，显示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增长50%至60% ％ 去年同期。 智慧农业此前也披露，预计2018年净利润同比由亏转盈。

“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东银控股能够快速解决债务问题，离不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2月27日，东银控股总裁向志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这15年，表达了这几个月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重庆多措并举缓解融资难

在紧急情况下，重庆采取了很多帮扶措施，做出了一些科学、合理、规范的制度设计，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例如，几年前，重庆建立了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政府、银行、担保公司按3:2:5的比例分担企业不良贷款本金。 又如建立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机制。 市财政安排资金设立转贷资金池，为企业向银行借新还旧提供流动资金。 截至2018年10月末，全市共有3511家中小企业获得再贷款。 贷款金额298.6亿元。 与公司寻求中介公司再融资的成本相比，总共节省了8.5亿多元。

中国建设银行北碚分行副行长谢晶表示，政府出手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 “我们手里只有储户的钱，都是有成本的，贷不出去，我们就会很着急。银行自然有放贷的动力，一些民营企业贷不到款，根本原因是企业自身的问题。”业务水平和能力不够，企业质量不够好，银行就怕拿不回贷款，同时风险和价格成正比，因为有些民营企业贷款风险很大，获得资金的成本自然就高或者有苛刻的附加条件。” 谢晶认为，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加杠杆，建立掩盖机制。 银行没有风险，自然愿意放贷。

不过，市工商联副**彭广源认为，财政资金只能起到杠杆和引导作用，银行的业务不能立足于政府的支持。 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 比如，由于财政资金有限，重庆转贷应急机制中的合作银行仅有几家，而全国涉及民企的银行有70多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一些民营企业家表示，不愿意用政府资金进行转贷，因为银行会判断企业生产经营资金短缺，可能会提高风险水平，降低授信额度。 “银行不妨考虑延长还贷周期，发展无本贷款续贷业务。” 彭光远认为，从长远来看，银企对接的关键在于金融创新。

彭光远表示，以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的成本通常为月利率0.7%至0.8%。 如果银行以0.5%至0.6%的月利率出售，就已经高于市场价格了。 类似的产品应该被市场接受。 诸如此类的创新金融衍生品，可以充分发挥银行中介平台价值，促进金融资本供需对接。 同时银行本身也能赚取一两点的差价，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在企业与银行的对接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搭建交易平台、维护交易秩序等方面。 记者注意到，重庆在这些方面加快了步伐。 1月17日，由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牵头的重庆市民营小微企业融资大数据服务平台“渝快融”上线。 通过大数据解决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有助于企业提高融资效率。

紧接着，市市场监管局出台20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措施，要求商业银行利用放贷优势捆绑强制收费，严禁将商业银行应承担的费用向企业转移企业的融资成本。 同时，《办法》还要求市场监管部门牵头建设全市法人信息数据库，促进数据高效采集、有效整合、充分共享。 此举具有利用大数据为企业增加信贷、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的效果。